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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

新版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厘清反腐模糊点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完善

发布时间:2022年4月1日 青岛刑事律师

 郭振斌律师青岛刑事律师,现执业于山东青博律师事务所,执业以来,坚持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敬业勤勉、诚实信用” 的服务宗旨,精益求精地承办每一项具体法律事务、每一个案件。独到的诉辩思维、娴熟的诉讼技巧、精湛的辩论技能和自如的法庭发挥以及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广大当事人的高度赞许。

  

新版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厘清反腐模糊点

这样的情况有望得到好转。5月18日公布的,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86种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规定。


“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普通群众,都会对新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持欢迎态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种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其中大多涉及经济犯罪问题。由于经济犯罪的复杂性,过去实践中存在有的惩处得轻、有的惩处得重,有的惩处了、有的没有惩处等情况。新的立案追诉标准相比过去更加具体细化,打击也将更加稳准狠,对于严厉惩治腐败、严肃党纪国法、提高司法权威都有作用。”曾担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的陈春龙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标准模糊造成司法不统一


“对于经济犯罪,我们在办案时经常感到不太好操作。”阳辰说,以发票犯罪为例,法律上说的“情节严重”缺乏具体的立案标准。于是,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执行标准,造成了司法不统一的局面。


“这次出台新的立案标准,能避免各个地方各自不同的把握,实现司法统一。”阳辰说。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京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立案追诉标准就是指构成犯罪的基本门槛。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可能会造成执法的不统一,所以这种规范的最基本功能就在于细化刑法的规范,为司法人员提供统一的标准或尺度。


最高检、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在解读立案追诉标准时提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犯罪不断呈现出新特点和新变化,涉及经济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三至刑法修正案七陆续施行后,新增和修正了许多经济犯罪罪名,原有的追诉标准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执法的需要,执法办案缺乏立案追诉标准。


对于上述说法,黄京平表示赞同,他告诉记者,在过去的很多年,刑法在规范某一种行为为犯罪之前,一般都有相应的部门法规范什么叫合法、什么叫非法。刑法在确定出罪入罪标准时肯定要兼顾到其他部门法的变动情况,及时地根据其他法律调整或变化的情况来调整刑法规范。


“经济犯罪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现实、几乎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的负面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滋生的病毒病菌。它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个体户都有可能。”陈春龙告诉记者,“总体上看,现在衍生的经济犯罪的很多类型,是我们司法人员过去没有接触过或者接触得比较少的,而且新的类型仍在出现。此次最高检和公安部联手出台这样具体的规定,对司法人员来说,案子就好办多了。”


据陈春龙介绍,近年来司法机关针对经济犯罪出台了不少规定,但仍嫌细化程度不够,打击起来缺少力度,比如传销犯罪就出现屡打不绝的问题。


“严厉打击不等于乱打。这次的立案追诉标准范围更加广泛,标准更加明确,既能保证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又能有效打击经济犯罪抑制腐败现象。”陈春龙说。


三类涉腐案件标准细化


知名反腐学者、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在阅读了新出台的立案追诉标准后告诉记者,新版立案追诉标准传递出的反腐信号主要集中在三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达到5000元将被立案追诉;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损失达30万元以上将被立案追诉;为亲友非法牟利将被立案追诉。


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达到5000元将被立案追诉”的标准,林喆认为,去年刑法修改时就已经将受贿的主体扩大到非国家公职人员,包括了教师、医生、企业以及社团等人员,“这次进一步明确了受贿多少就构成犯罪了”。由于近年来腐败现象出现了落势化倾向,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向基层蔓延,林喆对于这一规定非常赞同。


陈春龙则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5000元的标准“有点严”,但对于打击腐败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损失达30万元以上将被立案追诉”,林喆认为,这是针对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定的,“在改制的过程中,一些单位的领导利用高价低估贱卖国企来侵吞国有资产”。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贱卖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一些小型国有企业,也包括少数中型国有企业。”陈春龙告诉记者,贱卖国有资产的罪名比较难落实,因为国企改制本来就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活动,通常经过数轮以及长时间的运作,很难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头上。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在调查国企贱卖的责任时就会清楚得多。


但对于30万元的立案标准,陈春龙也认为“比较严格”。


关于“为亲友非法牟利将被立案追诉”的标准,林喆认为,这是对去年问世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一次细化和补充,“‘利用影响力’也是比较模糊的话,这次就规定得很清楚了”。


“在现实中,为亲友非法牟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的很明显,有的则十分隐蔽。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这次的标准更具体一些了。”陈春龙也持相同观点。


以法导廉织密反腐网


“总体而言,立案追诉标准出台的背景,可以看作是对司法机关在具体办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制度上的弥补。”林喆说。


林喆告诉记者,中央近年来连续出台党规重拳反腐,党规力度的加大正逐步促进法律的修改和完善。


林喆曾经建议,对党政干部的问责需要一种法律上的确认。这样一来,在追究党政干部的责任时,就能够清楚地辨别哪些行为触犯刑律了,需要移交司法部门。


“在反腐败法短期内不能出台的情况下,通过司法部门出台标准规范,能够加大反腐规定的执行力。”林喆说。


林喆认为,近年来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与司法部门不断从法律规范上确认和追责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密不可分,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路径。“惩治,是反腐败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司法机关定得很清楚,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就是腐败犯罪,从法律规范上不断加大反腐惩治力度,能够大幅度提升反腐的震慑力。”


“努力制定没有疏漏的法律制度来推进廉政建设,这就是以法导廉的根本宗旨。以法导廉的目标就是建立较为完善的廉政立法,有一部或多部防止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或以贪污受贿为重点的法律文件。此外,还可以特别颁布针对性较强的法律、法规、法令或法案。”林喆说。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现状分析与制度完善

关键词: 刑事立案/检察监督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立案数只占实际发案数40%左右,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1]刑事立案中存在的“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的问题较为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司法机关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就必须解决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看,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的立案通知不予执行,检察机关该如何继续行使检察监督权,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事实证明,在目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性的约束手段,”[2]因而未能对刑事立案开展有力的监督、制约。如何加强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摆在法学理论工作者和法律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立案的性质  刑事立案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程序的一个环节,理论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立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3]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刑事诉讼立法规定来看,还是从刑事诉讼的过程来看,立案都只能是一种具有明显程序性的启动诉讼活动的一个环节,其本身隶属于侦查程序,并不具有一个独立诉讼程序的实质属性。  从我国立法的规定看,无法表明立案程序在立法上的独立程序地位。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这一法条把立案与侦查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视为一个程序。因此把立案认定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所以,笔者认为,加强对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是加强对刑事侦查的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刑事立案这一环节的检察监督,可以实现对立案侦查程序的检察监督的完整性。    二、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立法和实践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规定很不完善。对刑事立案“当立不立”的检察监督只有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这一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机关立案通知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立案如何处理无明确规定;二是如果公安机关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了立案,但立而不侦或者怠慢侦查怎么办侦查工作不是机械的作业,需要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形式上的立案,实质上的久拖不办不能体现监督的效果。  对刑事立案“不当立而立”的检察监督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如公安机关干预民事纠纷时有发生,有的以合同诈骗犯罪立案来帮助民事案件当事人追债;又如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民事判决而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时,公安机关以被执行人报案而以抢劫立案为由出面干预执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刑事立案的条件不明确,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  考察国外一些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可以发现,尽管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是,大多数国家对刑事立案的监督与控制仍然是十分有力的。  在意大利,检察院的首项职能就是主导刑事侦查,警察必须接受检察官的指令,由检察官决定刑事侦查的进程,整个刑事立案的控制权在检察官手中。在法国,检察官兼具有司法警察的所有职权,有权指挥司法警察的一切侦查活动,可以要求司法警察就一切犯罪提供报告及移送案件,并可受理告发与告诉。法国检察官对侦查人员的刑事立案的监督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案件的立案都要受到检察官的监督,而且检察官可以自行立案侦查。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对此也有所体现。在美国,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在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可他们也有权参与侦查工作。有些检察机关有自己的专门侦查人员,有些检察机构则经常从当地警察局抽调侦探组成侦查队伍。特别是当警察人员因受不公正之利害关系牵制不能公正进行侦查工作的时候,检察官往往亲自主持开展侦查工作。由此说明英美国家刑事立案侦查的权力也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掌握的。  在日本,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一种诉讼构造。一般认为,侦查是警察的责任,警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也受到了检察官的制约。日本检察官对警察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罢免不服从指挥的警察;二是决定自行侦查。司法警察在对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时,需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对司法警察的侦查行为进行制约,故日本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指示、指挥权。[4]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司法警察在接受告诉或告发时,应当迅速将与之有关的文书及物证送交检察官,检察官认为有必要时可自行侦查;检察官为了保证公诉的提起,有权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一般性指示及一般性指挥。为确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的优势地位,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了警察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指示、指挥行为的惩戒。在司法警察职员没有正当性理由而不服从检察官的指示或指挥的情况下,认为有必要时,检察总长、高等检察厅长或地方检察厅长,对于警察署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国家公安委员会或都道公安委员会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对于警察署以外的司法警察职员,可以向对他有惩戒或罢免权限的机关分别提出惩戒或罢免追诉。





  可见,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还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职权主义,抑或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主义,虽然各国检察监督模式在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但检察官对包括刑事立案在内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检察监督的强化发展,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程序规律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诉讼程序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规制权力以保证其合目的地运作。为了规制公安机关对刑事立案权力的行使,应该用诉讼程序理论来说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诉讼程序理论中,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中与检察机关关系,在西方国家采用“侦检一体理论”,)我国强调“侦检分工制约理论”,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是我国构建刑事立案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具有检察监督的制约权,而这种制约权应该既包括对“作为”行为的制约权,又包括对“不作为”行为的制约权。权力也是职责和责任,不依法行使权力是一种失职行为,必须有明确的监督。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作为”的行为,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审查批准、审查起诉等环节进行检察监督,而对于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不作为行为,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那么“侦检分工理论”也是不完善和不全面的。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中“当立不立”和“不当立而立”现象的检察监督是全面落实“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因此,尽管我国不采用“侦检一体理论”,但应借鉴“侦检一体理论”中符合我国国情的要素,加强对侦查工作的检察监督,[5]并将立案和侦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察监督,使“侦检分工制约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三、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从刑事立案检察监督的实施情况来看,如果不辅之以检察监督制度的深入改革,诉讼程序的公正必然难以实现。根据司法实践及他国的立法经验,笔者就完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检察监督程序,提出二项改革的建议:一是对公安机关“当立不立”的案件,检察机关不仅可以指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且公安机关不按照指令办理时,检察机关可以自行立案侦查;二是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在公安机关不按照检察机关立案指令办理时,保留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选择权力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从“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要求上看,自行立案侦查是有效制约、打击犯罪的监督手段。当一个人被迫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对这件事情应付了事,而立案侦查是需要积极去做才能有成效的,与其让公安机关消极立案侦查还不如改变立案侦查的主管机关更有效果。另一方面,从“侦检一体理论”和“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相互借鉴的角度看,我国应该在坚持“侦检分工制约理论”的同时,适当借鉴“侦检一体理论”的某些精神,吸收国际上的一些通常做法,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立而立”的刑事案件行使立案撤销权,可以使刑事立案工作更加规范化,建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报送有关材料,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确实不应当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1] 王步顺.探析刑事案件的充分立案[J].江西社会科学,2000..130.   [2] 赵景川,宗淼.论立案监督的制度保障[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1.   [3] 赵志建.对刑事立案问题的探讨[J].法学杂志,2002,.8.   [4] 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61.   [5] 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J].法学研究,1999,.







律师:郭振斌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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